倒是說到工作與安息的關係，對我有點啓發。
楊院長提醒了一點：創世紀第2章3節說：「神賜福給第七日，定為安息日」之後上帝沒把之前6日的工作，再做一遍——在上帝眼中，往後的第8、9、10及全部日子，都是安息日。那麼，我們日常的工作，究竟是什麼意思？
如此，帶出了一個觀念：安息，其實可以就是工作。
對不少人來說，這觀點是一種工作觀的重新調整。剛一齊OT完的同事亦坦白承認，這非常困難，我很認同——與其認為要個「安息日」，不如說要「喘息日」。後者是一種生理的需要。
硬要找一日為「安息日」，就表示了工作中沒有安息，就是享受上帝給我們生命中的每一樣東西，也是祂在人生命中最原先、最美麗的意思。「安息」不代表什麼都不做，什麼都不做也不代表「安息」——利未人不工作，以色列人哪有節日慶典；什麼都不做，整個社會也會癱瘓。
同組的另一位同事於是問我，工作中那些時刻得不到安息？我說：「找不到工作的意義感。」說了意義感，就立刻聯想起存在主義。
這陣子，我嘗試了解多一點存在主義的思想。存在主義是一種關注人生命的哲學。這思想的興起，對西方思潮很重要。因為由蘇格拉底打後至18、19世紀，西方哲學都在探討知識論、形上學等不多關注生命本質的研究。當現代主義興起，人人被當成機器裏的一粒螺絲釘，不知為什麼要推動一部機器時，人們就開始醒覺，須重新找回自身生存的意義。存在主義哲學，就在這背景下發展開來。
要找回工作的意義感，就要明白我推動着這樣一部機器（工作）的意義何在。
再想，是什麼構成這種意義感？我想起了齊克果。他那份對生命充滿信心的投入，不單止為上帝，更是一種對別人的commitment。
創世記2章8節至25節， 記載亞當只有兩件「工作」。第一是修理看守伊甸園(15節)，第二是跟飛禽走獸改名(19節)。而這兩樣工作，上帝都說「那人獨居不好，我要為他造一個配偶幫助他」(18、20節)。
工作的意義感，很大程度取決於跟別人的關係，在於我們做的，是否能跟別人分享、跟別人的生命連繫上。從前，有神學家反對笛卡兒那種 “I doubt therefore I am”的存在思想，並提出了另一種看法—— “being as communion”
當然，其實沒什麼工作不跟人的生命連繫上。問題是，我們能否找到當中的連繫，而我們又如何衡量這些連繫的價值？
還有，實際終歸實際。當向現實低頭，要養妻活兒，那可就是生命、信仰的另一份體味了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