昨晚上「當神學家遇上政治」的第4堂課，由陳家富博士 (Keith) 主講，談巴特和田立克的政治神學。兩位19和20世紀神學家都是殿堂級人馬，影響力是劃時代的。幾位我們常掛在口邊的神學家，如Stanley Hauerwas和David Tracy，都分別受巴特和田立克很大的影響。
Keith的博士論文是寫關於田立克的；而讀田立克，亦不能by-pass巴特。之前上過Keith有關巴特和田立克的課，而昨晚的課，他也一如以往，很扼要和清晰地講解了兩位大師的思想。
簡單說，（以下的，希望沒理解錯，但可一定是overgeneralize了，請糾正和見諒哦～）田立克的神學取態是說到橫跨不同範疇，從在世的不同範疇（如不同的宗教、文化領域）中，以及相互之間的對話裏，去理解宗教及基督信仰是怎樣的一回事。因此，有人說田立克的神學是 “from below to above”，以人類不同的文化領域，去理解神學是什麼；相反，巴特的神學是 “from above to below”，是以上帝親自的啟示，而不是從人類世界出發去理解上帝。以Keith的說法，巴特對人類世界說的那個 “No”、那種批判或否定，就是要比田立克「大聲」。
Keith就以巴特和田立克這種神學的勾勒作為框架，去談論兩者對政治的看法。兩位大師以上兩種不同的取態，形塑出兩種對政治的不同態度：田立克是先知批判式的。以Keith筆記上的說法，就是 “Protestant prophetism as a criticism must always play a role to adapt a dialectical fashion towards religious/ political institutions.” 。這是一個來回於宗教團體（教會）與政治團體之間的一種辯證、充滿張力、須不斷檢視和批判雙方的過程，以避免任何一方落入「魔化」(demonic) 的境地。
巴特的，則是一種以上帝和祂啟示為先為重的取態。並且他以聖經的解讀，作為理解一切範疇（包括政治範疇）的基礎： “The Bible is the absolute authority set up over against church proclamation.” 在Keith的筆記中說到，巴特是一種 “Christological political theology”。而我自己認為，與其談論巴特的 “political theology”，不如說是談論一種 “theological politics”。因為，在巴特眼中，教會本身已是一個政治實體——一個應以上帝和祂啟示出發的政治實體。
Keith昨晚的課都是很豐富的。確實，我每次上他的課，都有這種感覺。之前在他的課堂後跟他傾談，其中一個想法，更是啟發了我很多。那就是走神學或信仰的路程時，在姿態上，應是「田立克式」的。然後，在過程裏，不斷以「巴特式」的進路去內省、修正和提醒自己。自己一直在橫跨着神學和媒體研究兩個範疇，這，仍是我至今一個重要的提醒。
處境的考慮
不過，昨晚不知怎的，我開始感到不滿足了：或許是時間所限，課堂內容沒怎樣碰到當前我們香港的處境思考。於是，我這個土生土長的「0靚仔」，在課程尾段問到：兩位大師所身處的時代和地區都跟我們在座的不同——在他們當時的環境裏，教會還有一定的影響力，與我們現今身處的所謂世俗化的社會不同。而雖然他們的觀點取態很不同，但這不正好成為我們的「資源」，讓我們能「抽取」去理解和應對當前的香港處境嗎？那麼，我們該如何將兩位大師的思想，連繫到現在我們的處境，並怎樣去落實這一步？今天，與一位一同上課的同事談起，她說她也有這逼切的疑問。
昨晚這一問，就引起了在座的陳士齊博士的回應。齋Sir分析到，兩位大師當時還處在一個基督教王國 (Christendom) 的時代。巴特反對教會，要教會重拾對上帝親自啟示的重要，其實就是對社會最直接的控訴和提醒；相反，在現今我們的世界裏，齋Sir認為要採用「田立克式」的取徑。例如在「80後」反高鐵的青年人中，我們其實已看到他們的內蘊，就是基督信仰的精神。
我是很想就這個處境的探討，繼續討論下去的，但時間實在不夠了。不過，我仍相信，透徹理解某幾位神學家的思想是不足夠的（當然，這一步是相當重要的），而只有當我們把偉大神學家的思想，搭橋至學習之人當下置身的處境，甚至由此發展出自己所置處境的一套獨特神學，整件事才變得有意義。課程的簡介可也這樣說到：「本課程在香港政壇風起雲湧之時，邀請了幾位香港聖經學者和神學人，共同在基督教傳統中挪用豐富的信仰／政治資源，來探討信仰與政治的可能性。」
我在想，真能如此，這就是本土教會和神學自主性的一個展現了。但我知道，這是漫漫長路，需要我們一起一步一步地走下去。各位，加油哦～ : )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