信徒羣體應對新媒體發展的神學思考

常聽到新媒體對這世代影響甚大，由個人工作、娛樂到整個社會的發展，我們都不能忽視它。而教會群體，亦已察覺到它的影響力。我們首先要思考的是：新媒體究竟是什麼？

我們現在常說的新媒體，是自上世紀90年代興起的。自此，新媒體與人們的關係，日漸緊扣。不同學者嘗試從不同角度，為新媒體下定義，但他們基本上有一些共識——新媒體之所以被稱為「新」，至少乎合兩個條件：第一是技術或電子運算層面的創新（例如光纖技術的發明）；第二是它改變了人類舊有的社交、溝通、傳遞信息的模式（我們經常接觸的Facebook, Twitter就是一例，哪管我們喜不喜歡這模式）。有學者甚至加多一個條件，就是它（例如因數碼化科技）能改變我們的溝通內容。

以Facebook這新媒體社交網站為例，它就是以互聯網技術，使我們可不用電話，也能在電腦面前，以打字即時與朋友溝通；而我們在Facebook Wall上貼出來的東西或內容，也因一種能即時回應和對話的方式（ 如 “Like” 或 “Comment”），得到延伸或發展。

不過，有一點我們要注意：新媒體之所以稱為「新」，是對應着所身處的時代、區域或羣體而言的：15世紀的古騰堡印刷術，是當時的新媒體技術；對科技資訊較落後的國家和地區來說，一部普通的收音機或電視機，已是當地人的新媒體。

不同羣體對新媒體的來臨，反應不一。而現今香港教會羣體，大部分人對新媒體的反應又是怎樣的？

大部分信徒對新媒體的反應

對於天真地以為媒體就只是一種工具、是中性的 (Technological Instrumentalism)，然後滿心感謝上帝賜下這時代的一個新方式，可藉此積極地傳福音的觀點，在這裏暫且不論。以觀察所知，大部分稍為對媒體生態和使用文化（有學者稱之為 “Technoculture”）有一點思考的信徒，可分為兩種：

一批信徒（這不是標籤，但以觀察發現，當中可能年青信徒會較多），會熱烈擁抱新媒體的來臨。他們有的會認為信仰能因此變得豐富多采，因為自由的網絡世界，讓他們得到各樣信仰資源；也能因此暢所欲言，對教會的權力宣洩不滿，也能更新信仰。（耶穌昔日不是對法利賽人痛罵有加嗎？！）對新媒體的來臨，他們是抱持樂觀態度的。

另一批信徒（觀察發現，當中可能年長信徒較多），則很小心謹慎，甚至抗拒新媒體的來臨和使用。最常聽到這批人的說法，相信是「Facebook令人際關係變得冷漠、沒有了真正的團契生活」、「Facebook會令人變得更自我中心」、「網上世界色情資訊氾濫，又太自由，可胡亂罵人，簡直是引人犯罪的魔鬼！」等。對新媒體的來臨，這批信徒是抱持懷疑、甚至是悲觀、否定的態度。

以上對媒體的看法，有不少或許是有道理的。但我們得小心，無論是樂觀或悲觀的想法，背後，很可能只是一種對媒體發展和影響簡化了的概念——過分地以為媒體能足以左右、決定或主宰人類社會的發展。

學者稱這種論調為科技決定論 (Technological Determinism)。

科技決定論

最常被人引用為科技決定論例子的，是人們對電視興起的反應。電視在上世紀初發明，到二戰後、上世紀中葉，以美國社會為例，電視的普及程度，幾乎已去到一個家庭擁有一部電視。

但當電視這媒體慢慢發展至80年代，有一班學者開始擔心它對人類社會帶來壞影響。最出名的，莫過於美國學者Neil Postman（1985）。他在著作Amusing ourselves to death中，表達了自己怎樣擔憂電視會令社會的教育質素變差、人們的思維變得表面化等；另一位，則要數本身是神學家的Jacques Ellul（1985）。他的著作The Humiliation of the Word，書名已充分地表達了他對影象會衝擊文字書寫，及其背後思維模式的憂慮。

兩位學者的觀點，其實有很多值得參考的地方。尤其他們對影象和書寫這兩種媒體的分析，確有不少獨特和啓發性的想法。但他們的主要論調，即科技決定論的觀點，卻遭受不少學者批評。不少人覺得，現實世界根本沒有如這批科技決定論者般說得那樣糟糕。媒體學者Terry Flew（2002）甚至精采地形容這種悲觀的科技決定論為 “Implicit Elitism” 及 “Misplaced Nostalgia”；同樣，樂觀的科技決定論，亦未免忽略了我們是活在一個現實 (Reality) 與虛擬 (Virtuality) 相互影響的世界。

不是科技決定論，可以是什麼？

與科技決定論論調相反的，是社會形塑科技的觀點 (Social Shaping Technology, SST) 。這觀點近十多年被學者廣泛地使用。它指出，社羣和科技的發展是一個相互形塑、決定的過程（Lievrouw & Livingstone, 2006）；從事媒體與宗教研究的Heidi Campbell（2010），更發展出一套宗教社羣形塑科技 (Religious-social Shaping of Technology) 的研究框架。Heidi Campbell的這個框架，建議我們在研究媒體與信仰羣體時，四重必須檢視的地方：

一、回顧歷史，檢視某宗教社羣的傳統 (religious tradition and history)，在羣體一直以來對新來臨的媒體所採取的態度和反應，能找出蛛絲馬跡，稍為掌握到他們是如何與新媒體互動的；

二、該宗教社羣在這時代本身是抱持着什麼信念和價值觀的？(contemporary community values and priorities)；

三、協調階段。甚至是該宗教社羣如何以創新的方式去應用新媒體？ (negotiation and innovation of technology by the community)；

四、該宗教社羣內部怎樣凝聚了一個論述框架，給予某一新媒體的使用一個說法和理由？ (communal discourses applied to justify use)

社會或宗教社羣形塑科技的框架，告訴我們媒體不只是工具（我們可完全駕馭它），也非如洪水猛獸或上帝之手，決定着我們的現況和未來。媒體在我們日常生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。但我們要弄清焦點，也不要過猶不及，高估了媒體本身的地位。

這框架告訴了我們一件事：我們與媒體的關係，是一個相互形塑的過程。一個社羣的文化會被媒體的文化改變，但同時，一個社羣的文化能改變媒體運用的文化；彼此被對方改變，也會改變對方。

羣體性、文化踐行的力量

Heidi Campbell是從社會科學和媒體研究的角度出發，看宗教與媒體之間的關係。上述那四重檢視的細節，在此不贅。身為信仰群體一員，關心的或許是：這框架可會給我們一點啟迪，然後讓我們嘗試從神學的角度出發，對應和思考新媒體的發展？

首先，社會形塑科技的框架，告訴我們是羣體的力量，而不是一個人，能決定使用媒體的使用文化。社會形塑科技這框架的重要性，是重新肯定羣體有能力形塑人類社會的將來。

這對今天的教會羣體，有什麼啓迪？

與其說Facebook令人際關係疏離，我們其實可以想想，Facebook是否可用來加強連繫，如開設組羣，以增進溝通？這裏，我不是採取科技決定論的論調，而是想帶出：一方面，信仰羣體在應對新媒體文化過程中，羣體的判斷 (discernment)，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。另方面，是想挑戰我們的信仰羣體：我們是否相信在現實中，我們有能力以羣體的某種生活模式，去形塑媒體使用的文化——我們要明白，現實世界 (Reality) 與虛擬世界 (Virtuality) 本是相互影響的。我們面對面的教會團契生活狀況是怎樣的？我們是否明白我們弟兄姊妹內心的真實世界？

如果教會羣體的責任是踐行天國的價值、一同活出上帝子民應有的樣式，那麼，信仰社羣形塑科技的框架就提醒我們，教會羣體，是能夠不一面倒地被世界上的文化改變，而是有能力形塑世界上某些文化——我們毋須想得要改變全世界，但擁有形塑的能力，就至少告訴教會是可以透過活出自己一套與世界不同的文化價值，做到抗衝，讓人得見何為上帝的國度，給這個世界另一個生活的選擇。

認真檢思信仰的核心價值

要做到此，關鍵是我們這個信仰羣體，要先弄清自己所信的、所抱持的價值觀是什麼。

四重檢視框架中的第二點，正正提醒我們要好好檢視我們信仰羣體的核心信念。基督信仰，包含了天主教、新教和東正教。而三者當中又有不同的宗派或分支。我們所屬的羣體，究竟抱持着什麼獨特的信念或價值？這與其他宗派和分支有何不同？如有不同，哪為什麼我們都屬於基督信仰的羣體？我們有什麼信念和價值，是一起在擁抱着的？

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反省。我們必須先認真檢視、進深、弄清我們的信仰核心價值。幾個反省的問題，是迴避不了的。例如，天國的價值是什麼？福音究竟是什麼？是個人得救死後上天堂？若然如此，我們根本無須關心媒體的發展；也無怪乎我們為了傳「福音」，說媒體只不過是一個工具，因為我們把福音抽離了現世所身處的文化脈絡來理解——總之，一套靈魂得救死後上天堂的褔音能傳開去就是了。知道自己死後去那裏才是最重要！連帶要反思的問題也就是：教會的使命是什麼？如何踐行這些使命？

現在是一個瞬息萬變的時代。只有弄清類似的幾個核心問題，我們才知道我們該抱持什麼信念和價值不放。

但同時，四重檢視中的第三點告訴我們，我們的信仰內容，是會與媒體的發展氣候相互協調和影響的。時代不斷發展，我們要認真思考信仰本身有沒有什麼可承轉、活化的地方。

當深切地思考以上問題，我們就不會因每次有新媒體來臨而反應過敏。因為，我們本知道我們在抱持着什麼文化、過一個怎樣的生活。

要做到此，是要經歷一個殊不簡單的過程。但肯定的是，我們要先開放自己，然後反省和深思所相信的，才可把一個反思過的信仰，帶進下一個里程。

參考書目：

Campbell, H. (2010) When Religion Meets New Media, London ; New York : Routledge

Ellul, J. (1985) The Humiliation of the Word, Grand Rapids, Mich. : W.B. Eerdmans

Flew, T. (2002) New media : an introduction, Oxford University Press, pp.35

Lievrouw, L. & Livingstone, S. (2006), Social Shaping and Social Consequences of ICTs, Handbook of New Media (Updated Student Edition), Sage Publications Ltd 

Postman, N. (1985) Amusing ourselves to death, New York: Viking

不可叫人小看你年輕

「不可叫人小看你年輕，總要在言語、行為、愛心、信心、清潔上，都作信徒的榜樣。」（提前四12）


這是不少香港教會常叫年輕信徒背誦的經文。這經文同時揭示，香港不少教會牧養青少年人的方向：務求令他們成為純良的「小羊」——期望他們生生性性、規規矩矩，做個德行良好的基督徒。
　
或許，我們要先向後退一步，看看現在的青年人，在一個怎樣的社會環境長大——我們在星期六、日返團契和崇拜，但更多時間是與教會以外的世界接觸。如果忽略了一個青年人生活經驗的整全，說牧養青年人，恐怕會斷錯了症、牧錯方向。


理解信仰的權威在哪裏？
沒有人會否認，九十年代興起的互聯網，是我們這一代獨特的成長社會背景。跟很多落後，或資訊不算流通的地方如大陸相比，香港青年人幾乎是隨時隨地在互聯網接收消息的——我們可不是只浸淫在一個教會的「內聯網」，更多是在浩瀚的互聯網大海裏，接收各方資訊。
　　
互聯網因此為我們這一代，提供了信仰上各式各樣的材料。它們當然不是全都有價值的，但互聯網擴闊了我們這一代對信仰的理解，不再囿限於小組查經或主日講道。它在我們的成長階段出現，甚至塑造了我們一種懷疑精神和習慣，時刻帶着審慎，檢視資料的可信性——為何他的講道，跟我在線上學堂看到的不同？為何他解釋聖經，跟我在網上聽到某神學院教授所說的有分別？
　　
互聯網，成了一個龐大的信仰資源，令我們不易盲信單一的權威；讓我們這一代好好地檢視、察驗所信的是甚麼。


福音究竟是甚麼？
或許，我們這批被稱為「小羊」的，已不再乖乖地等待「餵養」，而是主動去尋找。其中一個我們最想澄清的根本問題是：「福音」究竟是甚麼？
　　
一直以來，教會以「三福」、「四律」作為傳福音的工具。我們被教導，當下要拿到「個人得救的確據」、要「積財寶在天」、「在世只是在過帳棚的生活」等。如此「福音」，變成了滿足個人安全感、處理個人內心不確定或焦慮的藥方。
　　
當我們帶着這「福音」的角度去面對世界，一種「屬世」和「屬靈」的劃分就自然會產生——新聞、社會時事都只是「屬世」的事，比不上「屬靈」的事如讀經、祈禱等「個人親近上主」的事情重要。
　　
但，我們不滿足於此。
　　
請留意， 我們成長在一個社會時事會自動地、從facebook、twitter 等四面八方轟進來的環境。上述對「福音」的理解，實在令很多個像我這樣的年輕信徒困惑。我們想知道，身為基督徒，應如何看人們日日夜夜談論的普選？我要如何以信仰的角度，回應社會上的貧窮問題？人們說資本主義是最大的惡魔，那麼我們的信仰，是在哪方面稱得上是讓人得釋放的「福音」？


信仰怎樣承載生命？
不要說這些屬於「社關」或「福音預工」的問題。這些本是福音要承載的內容。因為信仰生命，本是整全的生活經驗。楊牧谷牧師不是說過：「信仰不是用來解釋人生，信仰是要用來承載人生」嗎？
　　
媒體的發展，擴闊了我們的視野，也催化我們對整全「承載」的渴求。我們只有兩個選擇：一是割裂地生活；不然，就得打通對信仰和生活的理解。我們希望，在教會裏有空間談論社會上種種事件與我們信仰的關係，也希望有實質的回應行動。
　　
要把信仰持守下去，我們就得看見，福音的確有拯救世界的大能。
　　
青年人總有一份不甘。當不甘於對信仰的單一解釋、時刻反思福音的內容，那在言語、行為、愛心、信心、清潔上，都無法令人「小看你年輕」。
　　
因為，這本來就是信徒的「榜樣」。
　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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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者: 文武仔，廿幾歲仔，成長在一間超級保守的教會。他非常感謝上主給他這段經歷，並深信這是上主要他必走的路，因這條路刺激他認真及拚命地思考基督信仰的意義。

(原文摘自突破機構於二○一二年一月出版的《Breakazine!》第十七期「顛覆分子」 〔http://www.breakazine.com/〕專欄「信仰‧Liberator」。後轉載於時代論壇時代講場，2012.01.05）
                

Human Library 的神學思考

突破書誌Breakazine!與一代人公社合作，在11月12日於突破青年村，舉辦了全港首次 “Human Library”（真人圖書館）活動。真人圖書館的概念，源於丹麥的「停止暴力組織」（Stop the Violence）。一羣丹麥青年人希望人們透過真誠的溝通，放下偏見，減少社會的暴力。他們於2000年7月的大型音樂節Roskilde Festival上，首次舉辦真人圖書館，邀請了75位真人圖書，包括同性戀者、女權主義者、伊斯蘭信徒、殘障人士、流浪漢等等，與音樂會參與者對談，並提出了「請別以貎取書」(“Don’t judge a book by it’s cover”) 等口號，鼓勵讀者直接面對自己的偏見，打破互相的標籤，看見背後的真人故事。

11月12日香港的真人圖書館，分上、下午兩個時段，每個時段約有25本「書」。上午時段的圖書，屬被大眾稱為的「邊緣人士」，如戒毒者、少數族裔等；下午則屬「小眾系列」，是一些在社會上有另類想法的人，如行為藝術家、自稱為社會滋事分子等。每本「書」在每一時段（約45分鐘），會與2-3位讀者對談。彼此在互相尊重的「圖書館規則」下對話。「圖書」有權不回答讀者的提問。

在籌備活動過程中，我們一心希望改變人們標籤別人的氣氛。活動期間，有同事提到，真人圖書館會否就像天國的筵席。這一下的提出，讓我再次思考路加福音14章，耶穌所說那筵席的比喻：

“同席的有一人聽見這話，就對耶穌說：「在神國裏吃飯的有福了！」耶穌對他說：「有一人擺設大筵席，請了許多客。到了坐席的時候，打發僕人去對所請的人說：『請來吧！樣樣都齊備了。』眾人一口同音地推辭。頭一個說：『我買了一塊地，必須去看看。請你准我辭了。』又有一個說：『我買了五對牛，要去試一試。請你准我辭了。』又有一個說：『我才娶了妻，所以不能去。』那僕人回來，把這事都告訴了主人。家主就動怒，對僕人說：『快出去，到城裏大街小巷，領那貧窮的、殘廢的、瞎眼的、瘸腿的來。』僕人說：『主啊，你所吩咐的已經辦了，還有空座。』主人對僕人說，『你出去到路上和籬笆那裏，勉強人進來，坐滿我的屋子。我告訴你們，先前所請的人，沒有一個得嘗我的筵席。』” (路14：15-24)

或許，有人以為那些「貧窮的、殘廢的、瞎眼的、瘸腿的」，原不在被邀請之列，只是之前的人不願赴會，那主人才勉強拉他們來。但在13節，耶穌早已指出「你擺設筵席，倒要請那貧窮的、殘廢的、瘸腿的、瞎眼的，你就有福了！」——他們原本就是主人要邀請的客人！或許，只是由於當時的傳統和禮儀，他們才不是主人首先邀請的對象。

在當時的以色列社會，那些「貧窮的、殘廢的、瞎眼的、瘸腿的」，是社會的邊緣、被遺棄的人。耶穌表示，天國的筵席，原有他們的份兒。但經文叫我費解的是：為什麼那些人會推辭赴席？

其中一個解釋，是他們不知道主人的筵席，原是邀請有「貧窮的、殘廢的、瞎眼的、瘸腿的」人（13節）。當知道要與這一眾社會邊緣人士同席，他們顧慮到身分和地位，就借故推辭了。

也可能，推辭的人不是這般只顧自己的利益的。他們或覺得，那些「貧窮的、殘廢的、瞎眼的、瘸腿的」，根本就不配坐席——筵席不是為尊貴的客人而設的嗎？（第7節）。不去赴席？是因不屑與他們同席。

無論如何，家主動怒，正是由於那些人臨時「甩底」。而這些人甩底，很可能是因不願與某些被邀的人同席。

耶穌這比喻的震撼之處，在於它一反很多人對進入天國的聯想：或許，我們大都覺得，進天國要符合一般人（如一些信徒、教會）列出所謂的「條件」。我不是表示，恩典就因此是廉價的。但這裏的比喻，似乎在說着一件事：一個人不能進天國，可能不是由於上主不讓我們進入。天國既是為眾人而設的，我們不在天國的筵席中，很可能是因我們自己不願意赴宴，與某些人共席。

背負着對身分的顧慮；帶着標籤、徧見、不屑，我們可能是自甘放棄赴宴的權利、錯過筵席的美好。

耶穌說完這個比喻後，就說到作門徒的代價，並提到「鹽本是好的；鹽若失了味，可用甚麼叫它再鹹呢？或用在田裏，或堆在糞裏，都不合式，只好丟在外面。有耳可聽的，就應當聽！」（34節）鹽的功用，是要為整件食物防腐。假如基督徒的責任，是要叫世界預嚐 (anticipate)到天國的滋味，我想，可以這樣為真人圖書館這活動，下一個神學的注腳：活動希望透過兩、三個人面對面、直接的對話，了解對方真實、有血肉的故事，從而嘗試實踐天國中和平共處、相互尊重的氛圍。

天國的終極實踐，不會在世間出現。我們某些類別的「圖書」，對很多人來說（包括很多同事），是非常具挑戰性的：有性工作者、變性人、雙性人、嫖客……有讀者表示，跟某些圖書對話後，不單止沒有對他們改觀，甚至是加強了他們原先對圖書的想法（徧見），原因是對話的過程，讓他們更清楚雙方對某些事情的想法，立足點根本就是不同的。但如此過程，卻也讓人認知不同人，原有不同的價值取向。如此，對話的空間就是先讓雙方踏出第一步，彼此真實地聆聽對方的故事和感受。

活動當日，草地上有一小羣一小羣人坐着對談。這可會像天國筵席中一圍圍的情況嗎？我們作的，都非常微小。這次Human Library，只是一個小小的開始。盼望在上主的恩典下，一種相互對話、彼此尊重的氛圍能散播開去。

製作Breakazine! 第15期後感——貧窮蠶食了我們什麼？

貧窮問題，這刻在香港社會談論得很熾熱。

劏房的惡劣環境、露宿者在隧道過夜的報道、真人節目《窮富翁大作戰》播完再播……這一切，實在地告訴我們社會有一大班人，處身於水深火熱中。

可惜，我們的政府，看不到他們的困境，把錢胡亂地拋。前幾天，人們開始登記領取6,000元——一個無用的香港政府所實施的無能政策。

窮得只派錢

在我工作的刊物，我們把今期專題名為「窮得只派錢」——我們要點出這個諷刺、可悲、可怒的現實：香港窮人多的是，政府有盈餘卻四處亂派。

政府究竟是「技窮」，還是沒有承擔？

同時，社會有錢派，因為有人有錢賺。但到底是誰賺了誰的錢？香港的堅尼系數，近幾年全球「名列前芧」。這，反映了什麼？

「窮得只派錢」，是要揭示貧富懸殊的可惡，就是那不公義的狀況——有人啃了另一班人應得的金錢。

更可惡的，是當貧富階層形成後，是一個個迷思的出現——各人置身自己的處境，製造對貧窮片面或扭曲的印象。

財政司司長曾俊華指，派錢是受市民歡迎的；特首曾蔭權在上年施政報告表示，經濟成果可共享；政務司司長唐英年深信，自力更生可脫貧，叫青年人反思為何做不到李嘉誠；騙取綜援的報道，叫人到今天仍相信綜援會養懶人；有人認為6,000元是自己的，別人窮，與自己無關；即便扶貧，其實就是施捨。

迷思，就是主流的論述和價值觀。3位掌權的政府官員，帶人走入迷思裏；現在，也是一班有權勢的人，啃了另一班人應得的金錢。用文化研究的角度看，這些主流觀點，是文化霸權 (cultural hegemony) 的展現。

貧窮，不止於金錢事

我還記得在今期訪問中，一位很醒目的青年人，跟隨政府增值更生的「遊戲規則」，花了十幾萬讀一個副學士，但現在仍找不到工作；

我還記得，一位中大女工合作社姨姨，跟我談到校方因合作社幫人不夠「成本效益」，就是花時間、「受惠」人數少而有意關閉合作社時，鏗鏘有力地吐出：「我們要有尊嚴……我們要繼續營運下去！」；

我還記得，一位領綜援的單親媽媽，死慳死抵，也把錢留給自己的孩子，「與其加綜援金給我，政府不如把錢投放在我的孩子，以及所有綜援孩子身上……我們未來的社會都靠這羣孩子，不是嗎？」

在這刻的香港，貧窮是什麼？

貧窮，不止於金錢事。貧窮人缺乏的，比單單的金錢為多——因為，貧窮蠶食了一個人的盼望；奪去了一個人的尊嚴；拿走了一個人應有的公道。

這一切的「失去」，告訴我們慣常的理解，即缺乏金錢的貧窮概念，只是問題的一個表徵，不足以讓我們看到真正的問題所在。我們須要一個更大的框架——值得深究的根源，是那幅大圖畫、那扭曲人性的霸權資本主義。

抗衡——存在的醒覺

隨文化霸權這概念而來的，是抗衡 (resistance) 這詞語。當我回想女工姨姨那擲地有聲的堅持，我慢慢明白，抗衡之所以重要，因為它叫一個人找回自我的意識——相比甘願活在資本主意底下，隨波逐流過活的人，貧窮人，對自己更有一份「存在感」。

那是一份醒覺，也是一種掙扎，就是「我不是可被操縱的，這生命是我的！」的一項宣告。

讀着他們的故事；憶起他們的聲音；回想他們的表情……我再一次被提醒——貧窮人，比很多人活得更實在和精采。

但那不表示，扭曲人性的資本主義，因而可被合理化，貧窮人因此才活得實在。相反，既然抗衡是一份自我醒覺，我們要自問：我們會否願意參與其中？

我們是否看到，我們與貧窮人，其實是同坐一條船、同處於一個被扭曲的文化底下？抗衡，是與貧窮人站在同一陣線，讓他們明白，有人懂得回應他們的處境。

這份回應和結連，是一個更確切的存在醒覺。

文化這詞語，聽來又大又廣，但它又是由我們每個人的日常生活所落實。抗衡，有很多種方式：有人們會示威；有人會靜坐；有人會創作歌曲抗議；也有人像龐一鳴那樣，不幫襯大地產商……

哪種方式也好，這刻，只有當我們察覺到當下殘酷無情的現實，並與它掙扎、抗衡到底，我們才看得見別人、才找得到自己。

2011突破「國際華人青年領袖訓練營」(LA Camp)——青年導師(TTT, Train the Trainer) 培訓營分享講稿

很高興今天能跟你們分享。在分享前，我想先跟你們玩一個遊戲。可能你們這幾日也接觸過Breakazine!吧，你們看過我們有一期是談及死亡嗎？我們都覺得，這期是一種生命教育。一會兒，我想問你們一些問題，看你們會如何回答： 

1. 你會用一個什麼形容詞形容死亡？

2. 你覺得自己距離死亡多少步？（「步」的解釋由你自己定義，可以是指年歲、階段……）

3. 四個字的輓詞，是在生者在靈堂上為死者而寫的。我們死了，不能寫給自己。但現在給你們機會，寫上自己的喪禮輓詞，你會寫那四個字？

這是我們青年工作者的看法。現在，讓我們看看一班香港青少年人，他們對死亡的一些看法又怎樣的？

100拍之 死亡獨白 

看完剛才的片段，再看看自己寫的輓詞後，你們有什麼感覺和發現？〈討論〉

有沒發覺Breakazine!每期的一開始，都會有50張青少年人的面孔？其實，打開後頁，還有50張！我們每期都會訪問100位青年人，問問他們對該題目的心聲。剛才你看到的片段，就是出自其中一期，主題講關於死亡。

我現在看回，也覺得很精采。他們對自己寫的輓詞，演譯、解釋都是很獨特的。我們的Breakazine!出了14期，每期訪問100人，至今已接觸千多位青年人。我承認，遇着某些題目，青年人的答案或大致相同，但他們彼此之間都是有分別的，那怕只是些微的分別，他們就是總有一些只會是屬於他們個人的故事。

今天我以這片段跟你們分享，因為這是我在這幾年在Breakazine!工作，其中一個最深刻的體驗。

在來突破之前，我是在報館當記者的。在媒體工作的這幾年裏，我發現香港媒體都似有一個普遍的現象，就是很愛把別人歸類。就是說，把一個人定性為某一類型。其中一個最常用的歸類，是用在青年人身上的「80後」。

「80後」這詞語，應是來自大陸的。你們知道這詞語的含意，或許比我更多、更深。但在香港這處境，這詞語最廣為人知的時間，是一、兩年前一班香港青年人，大多是1980年或以後出生的，自發地起來反對政府興建高鐵。工程會摧毁一條叫菜園村的村莊。事件的過程或爭議的地方，我不在這裏詳談了，我只想說，反高鐵事件後，我自此就聽到身邊不少人把反對政府、建制的青年人，那怕這些青年人的意見是非常有建設的，都稱為「80後」。人們會把一些擁有稍微不同意見、表達稍為激動的青年人，都歸類為「80後」。

歸類有它的好處，因為歸類能幫助我們快一點、易一點把一個人的印象印在腦中。但這同時有它的限制，就是我們很易把眼前那個本來是獨一無二的青年人簡化。正如你們剛才在片段中看到，如給他們說出自己心裏所想，你會驚訝，其實我們的所謂歸類都是很籠統的，甚至，其實我們是不能歸類，因為我們眼前的青年人，都擁有屬於自己的故事。我會說，100人訪問讓我看到人，尤其是青年人是如何複雜和多元的。當我們被某一歸類引導了，就有機會掩蓋了一個人在其他方面的真實面貌，這種危險，就是「標籤」了。

我們用到的一些歸類，如「80後」，也會產生另一個危險，就是會有意無意地把我們抽離了所服侍的青年群體。當我們說：你們這班「80後」怎樣怎樣時，有否想過，那班被我們提到的青年人，會有什麼感受？我即時想到，他們會想：那你們不是「80後」，是「50後」？「60後」？那麼，你們這些生於另一個世代的人，有多真正明白到我們的處境？我們的困難？

這些分類而產生的麻煩，或許是我們已經知道的東西。但我們，連我自己，有時也會有意無意地犯了。我想，我們容易把人歸類，很可能根源自我們沒謙卑地欣賞到生命的多元和精采的可貴。我們會以我們的人生閱歷，把別人判斷為屬於某一界別，以為就把某一種人的生命狀況掌握了。

在Breakazine! 的工作，讓我看見每個生命，尤其是青年人的的生命的多元、複雜和獨一無二。100人訪問的其中一個目的，就是不想像很多媒體那樣，籠統地把青年人歸類。我們希望讓青年人自己說出他們的真正心聲，讓人們看見青年人的生命，本來就是如何多元和精采的。過程中，我明白要去服侍一班青年人時，就不是我去教他們什麼，反倒是我要謙卑自己，走入他們當中，與他們平起平坐地、聆聽他們有血有肉的故事。因為在這過程，是他們讓我看見什麼是真正的生命。

老實說，也徹底一點地說，我從不覺得是他們從我身上學到什麼，而是我從他們身上學到什麼。

我知道，今次LA營會的主題是 “Excellent with Soul”。我知這個主題是出自一本書的。我沒有看過那本書，但我自己理解的 “Excellent”，不是說我們指望自己有多卓越，而是我們要懂得謙卑自己，不是一種「等我來扶你一把吧啦！」的自我心態，而是懂得跟你服侍的人同行，欣賞他們，也開放自己，讓他們也去改變我們的人生。若說 “Excellent with Soul”，我會說是 “Excellent with Humble Soul”，就是一夥謙卑的心靈。

這是困難的，因為要謙卑，就意味要拆掉我們經已牢固結實的想法框架。這些都是我們一直看事物的方式！但願我們彼此提醒：唯有我們鬆開這些框架，我們才可讓其他人的生命圖畫套上，別人在我們身上看到的，就是更豐富、美麗的生命。

這是我今天的分享，多謝各位。

一個記者看電影《記者》的後感

前兩天看了記者這套電影。

電影講述兩屆普立茲奬得主、《紐約時報》記者Nicholas Kristof一直關注、撰寫關於非洲種族屠殺的情況。片中講述一次他帶同兩名青年人，一位教師，一位醫生，進到剛果民主共和國，一起採訪，也讓兩人更了解國內胡圖族人與圖西族人之間相互仇殺的故事。電影就以記錄他們採訪的過程這形式拍攝。

作為一個新聞從業員，Nicholas Kristof在電影裏表達了很多記者對採訪的理解和在過程中的感受。但同理心、資訊爆炸的年代，以及記者在當中定位這三者間的複雜關係，是導演最希望觀眾反思，也是我看後思緒久久未能平復的原因。

電影裏有一幕解說令我印象深刻——Nicholas Kristof長期撰寫種族屠殺的故事，希望讀者多了解和關注這問題。過程中，他開始探討同理心(sympathy) 的心理學。

他看過的一項實驗是這樣的：研究人員給一班人看一位非洲挨餓兒童的相片。看後，他們大都願意捐錢幫助這兒童。但當研究人員在相旁加上一些數字，如非洲有「400萬這樣的兒童」，願意幫助的人數就驟減了；同樣，當拍照相片的鏡頭由一位小孩，拉遠至一群挨餓的兒童，願捐錢的人數亦相應大減。

導演Eric Daniel Metzgar在電影裏說，人的這種轉變，心理學上叫精神麻木。

400萬，一個真實的數字。在這互聯網發達的年代，我們很易獲得這些數字。數字未必是準確的，但總是龐大的，因為真相本是如此，互聯網為我們呈現了出來；而同樣與這些數字偌大的，是整個資訊大海。人置身在偌大的數字與資訊中，心理上就有轉變了。

它沖走了人的憐憫與同理心，也令人容易產生一份無力感，隨之而來的，是一種「都幫唔到咁多」，或索性從關心中抽離的回應。

"Compassion is a very unstable emotion." 導演引用Susan Sontag這句話。

Nicholas Kristof卻一直撰寫種族屠殺的故事。他每次寫《紐約時報》的專欄，只集中描述一、兩個故事，就是不希望讀者喪失那份憐憫心。但他還對自己多加一項要求——要讓讀者從那一、兩個故事中看見更大的圖畫。

電影中，Nicholas Kristof提到：「人們捐錢為當地的小孩子開學校，但當地軍政府一日就一把火將學校燒掉了。」

看完電影後，我一直問自己思緒為何久久未能平復。過了一、兩天，我稍為梳理到當中的原因。

這應跟我把電影的情節扣緊到自己的經歷有關。

自己做了記者5、6年，由一入行開始，我已被前輩教導：作為一個記者，寫到一個好故事是很重要的，但重要的原因是什麼呢？他們沒有清楚告訴我，我惟有自己「摸」——重要，大概因為它們是那些勵志的生命故事，感人肺俯腑吧！

我看不到，其實我有需要用故事，阻止讀者由憐憫走向冷漠、同理心被稀釋的麻木流向。

我也需要令讀者看過報道後，如看了放大鏡，看得見背後那結構、制度的問題，或那更大的邪惡——總之，就是一幅更大的圖畫。

腦裏直情是「叮」了一聲！

這是我這個記者，在資訊發達，人人可在網上發放見聞做記者的時代中，重新定位的時刻。

我要去親身體驗——眼看的，不是熒幕上的資訊，是人們的面容；耳聽的，不是別人的描述，是當事人的心聲；心想的，是細心辨別耳聞目睹的一切。

接着，是發揮刻劃故事的功夫——留住讀者的關注。然後，為讀者指向一幅更大的圖畫。

這是回到互聯網出現前的世界嗎？還是記者的性質一直也是如此，根本沒有改變過？

謝謝Nicholas Kristof和Eric Daniel Metzgar，在資訊的洪流中，讓記者們找到一個拋錨停泊的地方。

《Breakazine!》將製作一個貧窮的專題，亦將舉辦一個大型活動Human Library。是時候運用故事，好好發揮影響力了。

我們以沉實的姿態，發出瞭亮的聲音：經濟發展不能沖淡對六四的反思

早陣子，天安門母親被大陸官員「問價」；外交部發言人指「上世紀八十年代末的風波，黨和政府早有結論」，並說改革開放三十多年，取得巨大進步，舉世公認。堅持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，是中國人民的共同意願，維護社會政治穩定、社會和諧，也是人民的願望。

中國不斷地在世界舞台上崛起，尤在經濟發展方面。可以預期，就六四的反思，這種金錢、經濟發展的論調，會像洪流一樣撲面而來，企圖沖淡什麼。

有人覺得，悼念，會做成把信念放在博物館中永存，沒冒險（以某些行動）為使命而活（見＜失敗的六四　失敗的耶穌＞，劉劍玲，吳國偉，時代論壇時代講場，2011.05.31）。但我認為很難這樣說的。每個人的處境不同，實踐使命也就有不同的方式。但悼念這方式，無論如何至少應被肯定。它本身甚至可是一種強而有力的姿態。關鍵，是我們不能滿足於每年只例行公事地到維園坐坐，而是我們需不斷反思、更新想法：我們要記念的是什麼？我們追求的又是什麼？六四記念過後，我們如何在我們的處境中生活、活出心裏的信念？

更新、弄清這些想法，把心裏的信念變得紥實。在這情況下，悼念，就是在靜默與和平中，擲地有聲地表達出我們沒有忘記，我們沒有失去盼望，我們深信上主掌管並決定歷史，卻同時要求我們參與在歷史的發展中。

程翔先生的<在聖殿是與街道結合的，而不是與皇宮結合的>一文(時代論壇時代講場，2010.06.29) 叫人印象深刻。處境雖不同，但文章裏提及的萊比錫革命，至少告訴我們一件事——改變，曾在和平、看似無聲無息中，作出轟轟烈烈的果效。

那種一窩蜂的經濟發展論調，像要淹沒我們的城市、我們的思想。悼念是要以最沉實堅毅的姿態，表達出我們站得穩健，不被沖散；我們相互提醒；我們是要以堅持這份信念，發出那最瞭亮、最有力的聲音。

這是一條漫漫長路。但我相信，明晚的燭光集會，是那踏出的一小步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