電影講述兩屆普立茲奬得主、《紐約時報》記者Nicholas Kristof一直關注、撰寫關於非洲種族屠殺的情況。片中講述一次他帶同兩名青年人，一位教師，一位醫生，進到剛果民主共和國，一起採訪，也讓兩人更了解國內胡圖族人與圖西族人之間相互仇殺的故事。電影就以記錄他們採訪的過程這形式拍攝。
作為一個新聞從業員，Nicholas Kristof在電影裏表達了很多記者對採訪的理解和在過程中的感受。但同理心、資訊爆炸的年代，以及記者在當中定位這三者間的複雜關係，是導演最希望觀眾反思，也是我看後思緒久久未能平復的原因。
電影裏有一幕解說令我印象深刻——Nicholas Kristof長期撰寫種族屠殺的故事，希望讀者多了解和關注這問題。過程中，他開始探討同理心(sympathy) 的心理學。
他看過的一項實驗是這樣的：研究人員給一班人看一位非洲挨餓兒童的相片。看後，他們大都願意捐錢幫助這兒童。但當研究人員在相旁加上一些數字，如非洲有「400萬這樣的兒童」，願意幫助的人數就驟減了；同樣，當拍照相片的鏡頭由一位小孩，拉遠至一群挨餓的兒童，願捐錢的人數亦相應大減。
導演Eric Daniel Metzgar在電影裏說，人的這種轉變，心理學上叫精神麻木。
400萬，一個真實的數字。在這互聯網發達的年代，我們很易獲得這些數字。數字未必是準確的，但總是龐大的，因為真相本是如此，互聯網為我們呈現了出來；而同樣與這些數字偌大的，是整個資訊大海。人置身在偌大的數字與資訊中，心理上就有轉變了。
它沖走了人的憐憫與同理心，也令人容易產生一份無力感，隨之而來的，是一種「都幫唔到咁多」，或索性從關心中抽離的回應。
"Compassion is a very unstable emotion." 導演引用Susan Sontag這句話。
Nicholas Kristof卻一直撰寫種族屠殺的故事。他每次寫《紐約時報》的專欄，只集中描述一、兩個故事，就是不希望讀者喪失那份憐憫心。但他還對自己多加一項要求——要讓讀者從那一、兩個故事中看見更大的圖畫。
電影中，Nicholas Kristof提到：「人們捐錢為當地的小孩子開學校，但當地軍政府一日就一把火將學校燒掉了。」
看完電影後，我一直問自己思緒為何久久未能平復。過了一、兩天，我稍為梳理到當中的原因。
這應跟我把電影的情節扣緊到自己的經歷有關。
自己做了記者5、6年，由一入行開始，我已被前輩教導：作為一個記者，寫到一個好故事是很重要的，但重要的原因是什麼呢？他們沒有清楚告訴我，我惟有自己「摸」——重要，大概因為它們是那些勵志的生命故事，感人肺俯腑吧！
我看不到，其實我有需要用故事，阻止讀者由憐憫走向冷漠、同理心被稀釋的麻木流向。
我也需要令讀者看過報道後，如看了放大鏡，看得見背後那結構、制度的問題，或那更大的邪惡——總之，就是一幅更大的圖畫。
腦裏直情是「叮」了一聲！
這是我這個記者，在資訊發達，人人可在網上發放見聞做記者的時代中，重新定位的時刻。
我要去親身體驗——眼看的，不是熒幕上的資訊，是人們的面容；耳聽的，不是別人的描述，是當事人的心聲；心想的，是細心辨別耳聞目睹的一切。
接着，是發揮刻劃故事的功夫——留住讀者的關注。然後，為讀者指向一幅更大的圖畫。
這是回到互聯網出現前的世界嗎？還是記者的性質一直也是如此，根本沒有改變過？
謝謝Nicholas Kristof和Eric Daniel Metzgar，在資訊的洪流中，讓記者們找到一個拋錨停泊的地方。
《Breakazine!》將製作一個貧窮的專題，亦將舉辦一個大型活動Human Library。是時候運用故事，好好發揮影響力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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